如果把一个爱你的女孩儿甩了就算是伤害她的话，那伤害女孩儿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谁让我有一张让所有女孩儿都能过目不忘的脸呢，再加上一张还算有幽默感的嘴，那张嘴里总是随时储备着无数招之即来的笑料。幽默感是大多数女孩儿都会追求的目标，她们喜欢被你逗得哈哈大笑。另外，更重要的是，在上大学以前我就拥有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完由我独自支配的房子。这些条件加在一起，让我从十七八岁开始，身边就从没断过模样漂亮的女孩子。
和我上床的第一个女孩儿是我在高考的考场上认识的。按我现在挑肥拣瘦的标准，她身上的肉好像太多了一点儿，手感不好，而且智商也不高。那天这胖妞考试居然紧张得忘了带笔，差点误了一生的前程。我把我的一支备份的钢笔借给她了，这样的相识使我在她心目中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优秀的好男孩儿。后来我们一起去蹦迪，蹦到半夜三更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家楼道黑让我送她上去，我就送她上去了。然后就进了她的家门，然后就在她的卧室里动作紧张地脱了衣服，和她干了那个事儿。公平地说，是她勾引了我。如果仔细回忆一下那天晚上的种种细节，就知道这种事对她来说肯定不是第一次了。明白了这一点让我有一种失身的屈辱感，觉得吃了亏，也让我在以后很久，一直对处女有一种特别渴望的心情。
后来我考上了北方矿业大学，留在了北京。那胖女孩儿则考到南京去了，自此分手，再无联系。第二个和我发生关系的女孩儿是我在矿大的一个同学，我们算是正式谈了三个月的恋爱，后来是我主动，干了那事儿。如果不干那事儿的话，也许我们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恋爱关系会持续得更久些。
这位同窗女友和那胖女孩一样，也不是处女。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对晚上约朋友一起出去泡吧开始上瘾。在酒吧那种地方认识的女孩儿可就太多了，其中一半以上是主动愿意和我亲热的，只是因为我自己比较端着，所以成事的不多，成了事也就是一晚上的勾当，露水情缘，一般不会有什么没完没了的故事发生。而且我也知道，想在酒吧那种地方找一个含苞未放的纯情处女简直是痴心妄想。
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贝贝。在一个叫“男孩女孩”的酒吧，在我毕业前的一个周末。
她那天是和她北京一个亲戚的女儿一起来这家酒吧听音乐的，我和刘明浩上去套辞，我们谈了音乐也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北京时髦的笑话。贝贝始终夸张地笑，她的开朗的性格和大方的举止给人好感。后来我们约了第二天一起去慕田峪。贝贝是来北京过暑假的，我和刘明浩就成了她的向导。
刘明浩原来是我爸他们厂里的一个业务员，后来自己跳槽单干，开了一个小公司。虽然生意做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总算凑足了一套大款的“行头”——诺基亚8810、二手的本田雅阁，看上去已经是个有钱人的派头，也许只有我知道他家里家外实际上的拮据。也许正因为他手上的钱并不充裕，所以刘明浩对钱的敏感常人不及，他一眼就看出贝贝是个有钱的女孩儿，于是极力怂恿我力投入。刘明浩其实比我还花，只不过长得太胖，对贝贝这种女孩是有贼心有贼胆没有贼本钱。他后来和在“男孩女孩”一起聊天的贝贝的表姐结了婚，也算是抓住了机会。
我们陪贝贝在北京玩了几天，和这种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女孩儿相处使我觉得自己提高了修养，有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但我和她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什么都没干，因为在性的方面，她显然不是让我着迷的那种类型，在她面前我没必要像个馋猫儿似的那么贪婪。同时我也自然而然地做到了不说脏话和随地吐痰，走到哪儿都彬彬有礼，过街时红灯停绿灯行，排队时从不加塞儿。因此我留给贝贝的印象仅仅是北京青年热情、达观、率真而又不失庄重的一面。
也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走上社会，没有面对生存竞争，没有自食其力，也就是说，还没有体会到金钱的残酷和魅力。
也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北京金华电器厂厂长的位子上正襟危坐，我对我爸领导的这家国有大厂快要破产关门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父亲在这家以生产电风扇为主的厂子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从学徒工一直干到党政一把手，经历了工厂的初创、发展、辉煌和衰败的整个儿过程。国有企业的厂长工资虽然不高，但灰色收入可就多啦。我上大学那几年，我爸基本上不在家吃饭，天天晚上有饭局；平时往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送钱我爸不敢收，叫人家拿回去，可送鸡蛋、送大米、送饮料、送水果、送菜——包装得很高级很高级的菜，送各种各样很实用但又不是价值吓人的生活用品收了也不算受贿，于是就收。再加上经常性的出差、出国，会议补助、出国补贴；各种名目的奖励和福利费、服装费、误餐费、过节费、书报费、车马费、顾问费、独生子女费、防暑降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等等。我爸那点明面上的死工资其实也就是家里的零花钱，而且大部分都理所当然地被我花掉了。
我大学毕业那年是我们家的一个转折点。先是我妈病倒，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又背了债，也没能留住她那一脸世界最慈爱的笑容。我妈走后紧接着就是我爸的厂子倒了，被一家民营企业很便宜地买了去。广大职工或光荣下岗或自谋生路，我爸回总公司待分配，待分配说白了也是下岗，只是听上去稍微体面点罢了。没办法，谁让他们的产品太老了呢。再说这年头空调都换了好几代了还有人往家里搬电风扇吗!以前我爸他们倒也想过实在不行就转产，开发点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产品，可他们又没这个能力，什么事儿还都得集体研究职工讨论民主决策，程序太多，没有真正能够拍板做主的人!三研究两讨论还没等决策呢，他们的上级单位就把他们厂一笔卖给财大气粗的国宁公司了。其实国宁公司对经营这个厂并没兴趣，他们是看中了这块地，要用这块地起他们的国宁大厦!要不然市区三环以内这么大一块地上哪儿找去，在这儿盖高档写字楼盖星级饭店盖外销公寓盖什么都好卖!
我爸忙碌了三十几年，突然在一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已不用再去上班，以往门庭若市的家也一下子冷清下来，猛然间他有点儿受不了，受不了这种寂寞和失败的感觉。他整天玩儿命似的喝酒，从早到晚老是醉得胡说八道。看他那样子，我很难想像当年的奖状上那些“青年攻坚英雄”、“技术革新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之类的偶像称号是怎么写在他的名字旁边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骄子，我们家也曾经是那样一个有着无数荣誉和体面的家庭，我能体会到那种英雄迟暮的悲剧感。那时，我就要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了，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我爸下岗我妈过世，家道中落和亲人的离散，让我在心理上一下子感到特别的孤单无助，从早到晚心里头总有一份突如其来而且适应不了的凄凉。
人在倒霉的时候才知道朋友的可贵，这时候到我家来看我爸的，只有过去和他不知隔了多少级的部下刘明浩。刘明浩来看我爸一大半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跟我去了我家，在那儿跟我爸胡扯了半个小时，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让我深受感动了好一阵。
我爸看上去对钱无所谓，还板着脸叫刘明浩拿回去，但他对刘明浩出的一些纯属胡侃的主意却当了真。刘明浩居然建议我爸到那家把我爸从他的工厂里赶出去的国宁公司求职应聘去!这主意不仅荒唐可笑而且颇给人一种有奶便是娘认贼作父亡国灭种还去吃嗟来之食的软骨头的感觉。
“他们的国宁大厦筹建处正招人呢，像您这种有能力的人，和地片儿上方方面面的关系又熟，他们干吗不用?随便给您开份工资就比您原来挣得多。”刘明浩越说越振振有词，本来是随便说着玩儿的，说到后来他自己都当了真。
我爸一开始还冷静：“他们那么大公司，还不有的是人才，还用得上我们这种过气儿的人，我都快五十了，干几年干不动了还得给我们养老。”
刘明浩笑道：“国宁公司说是民办，其实就是私营，老板叫钟国庆，我认识。他还有个妹妹，高中毕业连大学都没上就帮他哥盯摊儿了。他们是这几年才发起来的，手底下还真没什么人。再说，这种私营企业聘您就是给您发份工资，生老病死买房子上保险什么的都是您自己的事儿。人家不管!”
即便他们越说越热烈，我也一直以为刘明浩也就是这么一说，我爸也就是这么一听，哪儿说哪儿了，听完算完。我真没想到这事儿居然还有下文。过周末那天我从学校再回家时，我爸病在床上，我帮他做了饭，他没吃。我说扶他去医院，他不去。他从枕边拿出一封信交给我，让我替他送到国宁公司去。
我都不敢相信，那是一封求职信。
我爸当领导多年，用秘书用惯了，自己的那一笔字总是划拉得既幼稚又潦草，我很难得见他这样认真地写信。信封上那一行“国宁公司负责人亲启”几个大字，竟是那么刻意地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