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物文字话语权真的全在官方吗？或者说三星堆文物全在官方吗？道理很简单，三星堆官方发掘时间是1986年，而民间早几十几百上千年就开始玩三星堆文物了，除三星堆馆藏外，还有许许多多远古的出土文物，它们是最好的物证。成都早期三星堆玉器藏家张思勇，经历并交代了把三星堆定位为蜀源的来由，他在文中写到：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并非所有专家都否认三星堆出土文物存在文字的情况。李厚强指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鱼凫神像，是古蜀文化密码箱，包含着许多古蜀信息，身上的饰物、饰纹都是古蜀文字，有些类似甲骨文或东巴文。比如衣服下边三角形类似甲骨文王字，帽冠正中圆圈是日字，双层椭圆形是月字，底座上有牛、蛇、鱼等字，在腰部有目、水、回、舟、波等字，整体形象说明这是鱼凫捕鱼划船造型。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陵氏文化。钱玉趾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古彝族的势力曾发展到成都平原，并将古蜀族的一支融合其中。钱先生选取属于古蜀族的三角形铭文戈、张家碾出土铭文戈，以及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陶纺轮的铭文，与彝族文字加以对照，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性，都是音节文字，都是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由此认为古蜀族语言与彝族语言有亲缘关系。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夏朝文字，真相早就在那里了。《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遂公盨早《尚书》数百年，记述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在解密夏朝历史的探索中，夏朝文字无疑是解谜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哪儿？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一直将夏地限制在中原，将夏朝当做传说时代，当作史前史，对夏朝的了解和探讨，局限在神话传说范畴内，对夏朝的历史研究没有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学界把商朝当作中国历史的开头，把甲骨文当作中国最早的文字。有学者推测，作为很成熟的文字，甲骨文肯定有漫长的演变过程，甲骨文成熟之前应该有长期的发展过程。如果夏朝是商朝的前一个朝代，当时应该有前文字形态的图文，殷墟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已经有了很多出土地点，时间涵盖了夏商，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图画和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而古蜀文化玉器上却出现了图画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
我们发现，炎黄时代已进入信史时代，就有了国家、都城、军队、阶级，有明确分工和祭祀中心，还有青铜冶炼、史官、书籍。伏羲定人道、画八卦、造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仓颉造字、代结绳之政。这正是文字演变之迹。留存至今的仓颉书、夏禹书、岣嵝文流传甚广，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孔子后人汉代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对汉字发展有最直接的描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三星堆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主流考古界未公布发现文字，并不等于古蜀三星堆器物不存在文字，民间很多收藏家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甲骨上、树皮上、蛤蜊壳上有许多文字。这些文字都是方块字，是篆字。马贺山经过长时间收集整理研究，认为它们就是夏篆，是夏朝的官方文字。三星堆文字与夏代传世的夏禹书、禹王碑、莱丘铭一致，与夏朝甲骨文、象牙文、玉版文字相合，是同一时代的文字，是可读、可解、可识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