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解读把古蜀五代放在人类始祖“资阳人”燧人氏到女娲到伏羲到神农，即三皇五帝时代人类历史清晰脉络的大背景进行研究，古蜀文明几万年的天然化育，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熟独立的经济文化宗教生活模式，成就一个伟大文明源头的产生和发展。蜀地地貌多样，江河奔涌，气候温润，山林茂盛，动物种类繁多，牛、马、羊、犀牛、牦牛、大象等各类野生动物出没其间；土壤肥沃，瓜果季熟，稻、稷、黍、漆、麻、桑、瓜、果、蔬等物产富饶；金、银、玉、铜、铁、铅、锡、石油、天然气、井盐等地矿资源丰富，润育了古蜀人早期的畜牧业、农桑业、手工业，铸就了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缫丝、髹漆工艺堪称一流。满山遍野的天然竹木解决了住房的问题，古蜀先民根据盆地多雨潮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竹编木骨泥墙的干栏式建筑，就地取材用木竹构起屋架，用木棍和竹片编成篱笆，在其里外两面涂草拌泥，以竹茅覆盖在屋顶。三星堆晚期房址出土的木棍、泥块、竹片等可以看见痕迹，这些建筑模式至今四川少数贫困地区仍有类似的茅草房。
在1998年和1999年度，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对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晚期的灰坑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的红烧土块中也发现有大量稻草的遗迹，说明成都平原在新石器晚期就开始了水稻栽培。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还曾出土过大量的酒器，如：盉、杯、觚、勺、尖底盏等，种类较多，酿酒需要有丰富的谷物，说明粮食有了结余，大量酒器的发掘出土充分反映了古蜀国农业生产的富余。三星堆精美绝伦的各种器物，完备的宗教礼制等，最具说服力证明一个华夏文明早期中心的存在。
谭继和说：中华文明多元源头中，四川最为神秘。它有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作为巴蜀文化培育的根系，有4万年前的“资阳人”为代表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孕育的支撑点。它把人皇作为巴蜀人的始祖，对天、地、人三皇作了巴蜀人的特殊解读，以人皇九囿之一作为开启万年以上的文明起步，以五千年以上的黄帝作为文明形成的起点，以四千年以上的颛顼和大禹的高阳氏集团作为巴蜀初期文明的创造者，以鱼凫、杜宇作为渔猎时代过渡到（三星堆）辉煌青铜文明大方国的代表。
也就是说，从“资阳人”到三皇五帝，古蜀人类在四川盆地绝处逢生，发迹于四川盆地，他们从一万多年前就迁徙到了中华大地，世界各地，他们从来没有忘记祖源地，在蜀地有盘根错节的深厚基础和亘古未断的人脉香火，古蜀五代的更替，与华夏五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时刻在维系和中兴祖源地的地位和权威，遗憾的是后来的地质气候发生变化，远古历史被有意无意串改，我们只想还原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思路，仅此而已。
所以，著名古蜀文化专家刘少匆先生说：鱼凫失国，也有相同的情形。杜宇一族，远在云南昭通，与湔山的鱼凫相隔千里，中间还有中原黄帝之梁、资等姓之国。濮系之国，更不在少数。杜宇一族，如果没有堂皇的理由和同仇敌忾的决心，怎么会进行这场艰苦卓绝的千里长征？看来，杜宇一族入川，高举的是勤王、援宗的大旗。只因为路途遥远，又有各种阻拦。当他们进入成都平原时，鱼凫氏已经失国。于是，复国的重任，就落在了杜宇氏的肩上。而且，经过努力，终成大业。正因为如此，《蜀王本纪》才在叙述完三代蜀王以后，又特别加了一个后字，再记杜宇。
刘少匆先生的解读虽然与本文意愿相左，但他指出来黄帝之梁、资等姓之国，勤王、援宗等重要史实，实在感谢。特别是来蜀地勤王、援宗，不正说明古蜀地是人类祖源地吗？
这里引用钟鸣《蝌蚪文是不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三星堆玉石文字考》的一个观点，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等，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可以说周朝以前的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方国。由此梁任公提出中国三段论，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把夏启移居北方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六夷、七羌、九氐，少数民族历史就一笔带过，“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当四川三星堆文明有利解开前三代之谜，就与传统产生冲突，不能说不敢说。李济在《中国文明的开始》就有这样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把长城以外和西南夷区打入异族是错误卤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