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你觉得这能混过去么？”韦昌荣对韦泽的方法感到担忧。比李维斯更早知道国家兜底计划的就是韦昌荣，视察了试验田，体会到合成氨威力之后，听韦泽说起粮食过剩就变得很容易接受。毕竟么，亩产达到八百斤的事实就放在眼前。以这样的产量为基础，加上小学数学的辅助，计算出一个理论上可行的结论并不困难。
“我不知道阮希浩他们到底怎么看待自己的重要性，我也不知道阮希浩他们是不是认为他们自己往地上一坐，地球就停转了。我只知道中国必须向前走。再过三年，这帮闹腾的人里面得有一半以上就退休了。作为老兄弟，当年谁肯咱们走，咱们就带上谁。现在时代不同了，谁不肯跟着时代走，谁不肯参加到推动时代进步的行列里面，他们就可以老老实实的等着国家兜底吧。”韦泽的语气倒也冷静，不过所说的内容颇为辛辣。
韦昌荣当然是属于跟着时代向前的人群，紧跟着韦泽这么多年，亲眼看着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韦昌荣只是叹道：“这些兄弟真是想不开啊！”
“想得开也好，想不开也罢，中央委员会已经陪他们闹过了。接下来中央委员会就该讨论中央委员会要讨论的事情。谁不履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义务，谁就可以把位置让出来，交给那些愿意履行义务的同志，中央委员会只会变得更好。”韦泽慢条斯理的说道。
韦昌荣建议道：“四叔，我倒是觉得你不妨把这话给那些委员们直说吧。明天开会的时候，你上台之后就直说。前一段你为了兄弟们忍耐的太久，现在也到了该说的时候了。”
“哦？”韦泽对这个建议有些意外。
看韦泽露出那种“纯真”的表情，韦昌荣忍不住叹口气，“哎！四叔，你能耐大，心也软。总觉得兄弟们出了什么事情，你都能兜住。不愿意让这帮人过的太不开心。不过四叔，到这时候他们还哪里有心思来办正事。有些人气血上头，想的大概都是怎么挣回这个场子。你要是再不出来管管，他们就会变本加厉，不依不饶。虽然兄弟们到了这个年纪，不能没了结果。可你不出来说话，这帮人自己只怕意识不到。”
韦泽觉得这话的确有道理，不过他却总觉得好像距离出来这么干还差点时机。具体差点什么，韦泽还真有点说不出来。
见韦泽继续沉默，韦昌荣继续劝道：“四叔，你别的都好，就是对兄弟们未免太软。不到必须动手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动手。我总觉得这有些不合适。”
“昌荣，李世民杀兄弟，立了一个榜样。然后唐朝后来宫廷内斗无比激烈。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国者所做的就代表了传统。我不是说心软，而且有些事情若是死非其罪，这口子一开，后面就没办法纠正了。若是后面的人要纠正这做法，首先就得把前面的人给从排位上掀下去再说。牌位给掀了，旗就倒了。这大旗一倒，这还有什么根基？”韦泽自己有自己的的坚持。苏联倒掉，就是因为赫鲁晓夫种的根子。斯大林同志有诸多问题，斯大林同志距离完美差距太多。但是清算斯大林同志，就等于是清算苏联自己。苏联文化底蕴薄，中国的文化底蕴远胜过俄国毛子。韦泽可不愿意最终干出那等蠢事。
而且韦泽自有自己的傲慢，当年他看过一个报道。档案馆副馆长说，太祖老人家的事情没什么不可以公布于众的，之所以不能公布，那不是担心影响老人家的形象，而是担心影响其他领导人的形象。
韦泽那时候还很年轻，他觉得这么做简直是岂有此理么。泼黑太祖的人的那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这么做？等到韦泽现在五十多岁了，他终于明白这么做是必须的。如果太祖还在世，他只怕也不会反对这样的做法。既然太祖自己光明磊落，不怕后世议论。那么太祖为同志们多承担一些有什么问题？那种不依不饶的做法，那种我一点都不容污蔑的做法，不是一个真正胸怀天下的人应该有的做法。这不是因为要向错误妥协，而是社会要进步，就算是把某些人斗倒斗臭，对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呢？
翻旧账的目的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是为了让社会进步的过程更加顺畅。若是纠缠在过去不放，或者一厢情愿的把过去用绳子捆着硬给拽到现在，拽到未来，那只是犯下一个更糟糕的错误而已。
韦昌荣比韦泽还大了几岁，听了韦泽的话之后很明显不能完全理解。这也不能怪韦昌荣，21世纪工业化时代的中国，人们所见到的，接受的教育，都是“革命”“改革”，总的来说都是向前看。就如韦泽认为太宗有诸多问题，但是他本人的确是个唯物主义者，是太祖的继承人。虽然这态度未必能被21世纪很多人接受，但是韦泽坚信这点。至少有一件事，太宗在台上的时候，太祖的旗帜没有倒。太宗下台的时候，太祖的旗帜也是交给了继任者。在同时期，苏联的旗那是真倒了。而且倒了之后，就没见能够再扶起来。
“四叔，你让道这个地步，我觉得不合适了。你说要立规矩，那容忍到如此地步，也算是规矩吧。以后再出这等事，那该怎么办？”韦昌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昌荣，你的工作非常重要。我想问你，你们组织部新选出的人，有和这帮老兄弟现在这个水平的么？”韦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韦昌荣想了想，他有些明白过来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没有。”
“时代在进步，年轻一代就是比老一波的强。你可以说老家伙们经历过战争，经历过生死考验。他们个人的坚定，个人的勇武，个人的果断，这种战争时代特有的东西，年轻人大概是缺乏的。不过换一个角度，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见识，他们接受教育而得到的东西，都比老一波的多太多。现在随便找个初中生，都会牛顿三定律。咱们三十几年前，为了教授这玩意，你也知道费了多大劲。那时候谁能真的懂得这些，那可就是宝贝了。”韦泽提起以前，忍不住带了笑意。韦昌荣已经是很出色的人了，可是进入科学的大门，也曾经让他痛苦不堪。
“老家伙们要学会新的东西，首先就得打破他们已经学的精熟的旧东西。可新一代的人从一开始学到的就是全新的东西，同样的错误，他们肯定要犯。这对任何时代的人都一样，不过他们犯的错误，至少会比较高级一点点。就像现在，谁都不会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现在已经没多少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水平的大地上。现在谁说‘天圆地方’，这就是开玩笑了。”
时代变化之快，韦昌荣回想起来也忍不住沉默了。短短的三十年，中国每一年的变化都可以说有限。不过站在经历过这三十年两端的人，韦昌荣一时找不到评价的言语。这种变化的确是全方位的，曾经蒙在中国人眼前的浓厚的黑暗与混沌，在这三十年中已惊人的速度消散了。韦昌荣这种走过几万里路，坐着火车跑了十几万里路的人，世界在他眼中逐渐展现出真实的模样。那些一生活动范围不过几百里的人，通过文化教育，通过报纸，以及最新出现的收音机，这个世界也在他们眼前逐渐展开。韦泽曾经把那些“饱读诗书”的人通过《贱民法》打进了无尽深渊。可随之出现的可不是文化的衰落，相反，在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人被抛入垃圾堆之后，曾经没文化的百姓们已经变成了曾经的文化人更有知识的存在。
三十年前还不知道到哪里寻口活命粮食的人民，马上就要面对粮食吃都吃不完的局面。站在历史两端看世界的时候，真有种目眩神迷的感觉。这种天山地下的区别，让人很难明白，到底是革命之前的中国身处无尽的噩梦中，还是革命之后的中国在前所未有的美梦中沉醉不醒。
“我不管中央委员会的那帮人怎么想。中央委员会就是要讨论问题。上一个议题已经结束了，下一个议题就要开始。不管上一个议题对他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他们觉得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觉得自己没达成目的，所以死了都不肯放手。结束的东西就是结束了，过一天少两晌。该往下走的就往下走。”韦泽对韦昌荣说道。
“他们要是死活不肯往下走呢？”韦昌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