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个年头,新型的通讯装置层出不穷,但是如何因地制宜选用合适的类型倒是让人有些挠头,使用呼叫转移的类型,而不是使用实时音声通话的类型,安德医生等人当然有自己的考量。?正常的传呼机需要将信息送到服务台,再通过人工处理,提醒需要呼叫的对象,现在安德医生所使用的传呼机无法沟通岛屿外界,信息传递的有效距离大致只有百米左右,信号也好,信息处理核心也好,都无法支撑过三个字母的信息传递。它最大的用途,就是在这百米的范围内,以一个特殊的难以被敌人捕捉的波长送和接收信号。这个短波的频率是如此微弱,但装置硬件的接收器却十分敏感,当接收到信号,传呼机就会震动,而震动的幅度也限制在“仅让持有者察觉到”的范围。

    没有声音,只有微弱的震动和三个字母之内的暗号内容,传递信息的过程难以被察觉“难以被察觉”这一点缺乏实践验证,安德医生等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去评估隐秘性,也只能这么做他们已经绞尽脑汁,做到了自己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以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剩下的就只能祈祷一切顺利了。

    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程度?安德医生等人也没少产生过应付一些的想法,然而,在“病毒”、“不受控制的疯病人”和“潜伏于暗中一直监视病院的黑手”等等难以用常识评估的事物的包围下,当他们决定挣扎和反击的时候,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远比他们自认为的更大。那就像是一个普通人突然想要推翻国家征服,平时说说和实际行动起来时,所产生的压力差别。

    安德医生将自己的一些推论告诉过幸存者,那些推论并不天真,每一个能够踏上这个孤岛的人,自然都明白在日常给予“病院”支持的,到底是何等庞然大物具体说不上来,但从实际每天都在生,随处都有线索的行为痕迹来判断,从财阀联合到国家联合,这些尽可能膨胀的想象结果,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

    远的不说,仅仅是近来最后一批到达的一百万人份的ll,就已经让人觉得内脏疼痛了究竟是何等份量的组织,可以面不改色地处理一百万人的生命呢?哪怕外界已经被“病毒”感染得一团糟,要收集一百万人份的ll仍旧不是随便一个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情。

    病院以研究“病毒”为主要活动,但是,从最初察觉到“病毒”的危险到病院建设,并不是由病院自身的组织机构进行处理的。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也不是由病院的管理层进行挑选的。从一开始,病院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营组织。同样的,他们这些病院的“正式员工”,并不是唯一获得承认的员工,这样想的话,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己方在这个病院中的实力和位置,并不占据优势,而仅仅是在过去,看似占据了优势。

    所有“己方拥有底气”的感觉,其实都是错觉。所有“对手因为底气不足所以才潜伏于阴影中,意图使用偷袭或期待己方犯错的方法,来获得优势”的想法,也都是错觉。正因为过去并没有太过关注这些“只能在暗中活动”的对手,所以,如今也无法准确评估对手的能量想要和这个不知深浅的对手打交道,那么,下意识高估对方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安德医生和其他人,都认为“尽可能高估对手”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尽可能计划周全,做到自己的最好”也就是必然的。

    使用特殊传呼机,而不是现成的更加方便有效率的通讯装置,就是在这样谨慎的心态下做出的决定。

    想要从高川复制体的活动中追踪这个一直不知其真面目的潜伏势力,并不仅仅是如何追踪的问题,也包括了如何防止己方行动暴露的问题。既然这些潜伏者能够掌控在自己等人看来已然暴走的病院形势,那他们在观测能力上,也定然更胜一筹。考虑病院的支持者放弃一直以来的研究团队,而将注意力转向这些潜伏者的可能性,己方无论如何谨慎都不为过。最坏的结果,那些潜伏者可能会将己方当成“小白鼠”之类的实验动物使用,并在己方密谋反抗的意图暴露出来时,遭到对方不留情面的打击。

    倘若生了“对方已经知晓己方的所有动静和想法,却不动声色地,仍旧将己方的行为设计到实验计划中”这类残酷又现实的情况,己方该怎么做?这个想法仅仅在众人脑海中浮现,就直接被扔掉了。因为,假设真是那样残酷的事实,己方难道还真的有什么破局方法吗?

    每个人的答案都是:没有。

    除了引入外援,否则根本不可能在紧迫的时间和有限制的环境中,实现奇迹般的逆转。

    仅剩三十人左右的未被感染者,不希望到了最后,没有死在“病毒”的感染中,反而死在了这个对手的残忍中,找到那些潜伏者,直接进行对话,已经是他们可以想到的最好办法。如果那些潜伏者也是靠着病院背后的庞大势力的支撑,才有了真正的底气,那么,只要正大光明站出来对峙,哪怕己方已经输个精光,也有很大几率保住性命。

    病院是一个“成王败寇”的地方,但是,却又并不是“败寇就得死”的地方。

    安德医生的这些想法,让能够聚在一起的幸存者们颇为赞同。传呼机背后的秘密也就大致如此,它并不是多么先进的装备,却代表着这些人的思考。在安德医生的眼中,自己等人和这些隐藏起来的对手在行动上的交锋,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交锋。如何躲避病人的袭击和对手的观测是重要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迫使让对手从心理上承认己方的价值。尽管是如此拐弯抹角的方式,但是,安德医生仍旧觉得,对方一定会察觉到的。

    “病院”是否真的被放弃了?自己等人是否真的没救了?仅靠“三十个幸存者”无法得出答案,但是,哪怕是以输家的身份,得到赢家的肯定和接纳,结合双方的情报和力量,大概是可以做出点更实际的行动的吧。

    安德医生按住传呼机,震动在三秒后就停止了,屏幕上如约出现三个字母,它们代表着方向和具体行动上的意义。于是,外表已经上了年纪的安德医生,以不符合他形象的灵敏动作,悄声穿出房间,朝既定的方向移动。他十分清楚,和自己同一时间开始行动的人,少说也有十多个。三十个幸存者并没有全部参与今晚的行动,但是,传呼机已经配备到每一个人,此时所出的信号,自然也会被所有人得知无论他们在做什么,想做什么,或许这个信号,会让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产生一定的趋同性。

    安德医生接受到的信息,其所指引的方向和路线,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在这个晚上观测病人夜行性活动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这么一些人,负责将所有人的观测情报进行统合处理,浓缩加密成三个字母的内容,然后给具体行动的人员。虽然这些负责整合情报的人看起来更像是中心,但是,安德医生仍旧选择了执行具体行动的人员。

    尽管在日常的研究中,安德医生给人很强烈的官僚政客的印象,号施令的时间要比干实事的时间更多,一副领导的派头。但实际上,他在行动的处理上,远比那些更激情一些的研究人员更加果断。无论是“人类补完计划”的定制和执行,还是选择“执行人员”这一身份,都贯彻了他的选择倾向和行为风格比起确认对手的虚实在进行接触,他选择了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接触的身份,理由是:确认对手虚实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他并不认为有这样的时间。

    对手是什么人,拥有怎样的本事,背后有怎样的支持,这些全都不是眼下最关键的问题,因为,自己等人不是在挑选工作,而是在逃命如果可以选择,当然需要仔细观察,选择一个更好的合作对象,但是,这个岛屿上还剩下什么,是自己这些人可以选择的呢?

    既然实际上没有选择。那么,又何必浪费时间去观察对方的虚实呢?尽管执行具体行动看起来要比端坐中心要危险得多,但是,相比起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对方,这种主动性上可能拥有的优势,就和可能存在的危险成正比。

    能够做出“人类补完计划”的安德医生,完全不介意冒着成正比的危险去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