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各种战前的军事动员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其他的事务也并没有就此彻底停滞下来。
后汉流弊，地方上的刺史、郡守职权过重，军政统管，这也是之后权臣霸府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沈家之所以壮大到今时今日这种地步，也是受惠于这种现象。
虽然在动荡的年代中，这一类的安排有助于区域内的职权统一、避免内耗，应变也更具效率，但长久来看，绝对是一个威胁根本的隐患。
中朝司马氏所以大封宗亲，且还授予不低的实权，也有压制此一类地方方伯的原因。毕竟司马氏得国也并不算顺利，类似淮南三叛可谓深受其害。只是司马家宗室这一剂药较之原本的方伯之患，毒性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沈哲子之所以将桓宣调离根本之地襄阳，甚至不惜大功许诺，相当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将军政拆离开。至于军府的创建，则就是为了补充军政拆离后各部军主被夺走的事权，也降低供养大军的成本。
道理是一方面，现实则自有困境。桓宣的调动虽然令汉沔、关中等几处在军政方面都有了一个分离，但更远的荆州、包括河北的枋头其实还都是军政统管的局面。
荆州所以如此，自有其历史原因，所谓分陕重镇，如今虽然不具备荆、扬对峙的实力，但旧敝一时间也难根除。
沈哲子目下也只能采取扶立山头、让他们内部各自制衡的方略，虽然这样一来会加大内耗，但也好过荆州一系一团和气、拧成一股绳。若真发生那种局面，即便那些荆州文武早前并没有对抗行台的想法，一旦势力形成，许多事情也不会以人意为转移。
至于枋头，则就是纯粹出于战争的需要了。作为直当羯国的桥头堡，枋头如果军政之间有什么不协调，所引发的恶果将是灾难性的。
谢艾其人才力足堪，更重要的是其人可以说是行台根脚最为清白的重臣，出身于河西，在中州全无根基，哪怕是在凉州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宗族倚靠。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沈哲子才放心将谢艾放置在枋头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并且长达数年之久都不作调动。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沈牧，沈哲子都要借鉴司马氏宗王之祸而稍作敲打告诫。
并不是因为他外宽内忌，只是没有理由任由隐患存在却视而不见，一旦真的透露出什么端倪，则就要悔之晚矣。
谢艾这样的人，若能得逢良主自然会有一番作为。但寒素清白的出身，也会让他始终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中。譬如原本的历史上，谢艾对前凉立有存亡之大功，但却因为不是凉州大族出身，张骏之子张祚篡位之后，便毫不犹豫将之选作立威的目标而予以诛杀，实在令人扼腕。
对于谢艾这一类的寒门英才，沈哲子真是既爱其才，又惜其身，心中向来存念不独要全其身前之功，更要善其身后之名。
他之所以想到这些，则是因为将要接见的另一个囊中英秀之才王猛。
塞胡南犯，无论是初闻时的表态，还是筹划痛击的准备，虽然俱都杀气腾腾，但能否一竟全功、尽歼来敌，沈哲子却不敢报太大信心。不是因为塞胡实力太强，而是因为腿脚太溜。
而他也不得不承认，目下的行台，也并没有远出塞上作战的底蕴和精力。所谓一次生两次熟，如果这一次不能全歼来犯的塞胡，让一部分胡众逃回塞上，可以想见之后北方将不会平静，行台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如今次一样重兵陈设，严阵以待。
所以在行台完全荡平内患、南北统一之前，于陕北设立一个专事抵御塞胡的都督区，是当下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至于人选，沈哲子在历数行台下属群众之后，便将王猛列做了一个重点考察的对象。
大将军西巡的时候，王猛并没有第一时间赶赴长安迎驾。冯翊也是氐羌胡众在关中主要的聚居地之一，特别是偏北面的几个县境中，数量之多，甚至还要超过当地的晋人民众。
这些胡众集聚杂拥，难以政令管教，彼此之间又私斗不断，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王猛在就任冯翊别驾之后，便主要处理这一桩事务，对于这些胡众或剿杀、或安抚、或收编、或驱逐，忙得不亦乐乎。
一直等到京兆一纸调令送达，王猛又等待继任者赶来，将手头事务交割完毕之后，他才又匆匆直奔长安而来。
李弘人事练达，虽然已经向刺史府推举王猛担任北地郡长史，但也并没有由自己向王猛告知，而是留给大将军去说。大将军对这个年轻人青睐有加，也多有提携，无疑由大将军亲自出面，更能让王猛心怀感激。
所以一直等到抵达长安并进入京兆府报备，王猛都还不知他何以受召，但也能察觉到郡府内外出入的官吏在望向他时，眸中掩藏不住的羡慕、嫉妒，这也不免让他有所联想，砰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