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公谦逊了，说起来，末将之所以能这么快判断出，也是因为以前做贼时也这般做过，如此才不陌生，若不然，末将怎及得主公？至于战马为何方缩劫……既然不是来自张杨，贼人也是在并州之内。主公当是听说，为防备张燕，张杨在属地内设下不少的哨卡，更有烽火精讯，想要无声无响的进入太原，还作下如此大的劫案，实是万难。而今，并不曾听说哪一处哨卡有恙，五百人化整为零或可避开哨卡的视线，但是，三百匹战马，却是难了！战马本是稀缺之物，引进不难，但是，想要悄无声息的带出并州，恐怕不可能，除非，将哨卡的士卒全部杀死，若不然，一旦有战马出现，消息当早就传来。而其他众诸侯，有壶关、箕关为阻，即便是想使人进入并州，也是万难。”
“如此一来，这批战马，当还是在并州境内，又因案件发生才仅仅一天的时间，而三百匹战马的目标又过大，现如今却未有人发现任何踪迹，想来，这伙贼人的大本营，当是在晋阳境内。”
“而刘表暗中购买战马之事，当属机密，外人当是不知，最多也就是无意中得知，仓促间行事，故属下料想，这伙贼人所据之地，当是在晋阳城四下，比如说古城营、南北瓦窑、罗城、东城角等几县。”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裴元绍也觉口渴难耐，顾自抓起一旁的杯，也不管是水还是酒，咕咚咚狠灌了一气。
裴元绍出身虽是大族，但却是远支，自然也没有太多的规矩在。再加上投身黄巾，为贼多年，多少的沾染了一点的匪气，做起事来，很是豪放……恩。有一种直爽、粗豪的感觉，不过，韩非并不讨厌这种气息，也没有约束什么。
“按说，一个小小的县城，举全县之力。最多也不过四、五百士卒的模样，而且，这些士卒，捕盗抓贼还成，又怎擅这军中的手段，怕不是这几县所为。而且。这几县之长，本将多少都有些耳闻，要说欺压些百姓他们能做的出来，但是面对精锐士卒，做出这等大事……呵呵，不是我小看他们，他们还真未必就有这样的胆量。”深觉裴元绍分析的在理。韩非也是不住的点头。
“可是，晋阳境内已无有这般大股的贼寇，现如今，沛良主政，方德主军，二人配合还是有一定的手段的，一些残余，避之尚恐不及，又怎会顶风作案？”身为并州人，又为贼人。对于四下里的风吹草动，乃至形势，裴元绍都有一定的了解，此时，虽然觉得自己的分析在理。却也不免自己怀疑自己。
“莫非……”沮鹄似是想到了什么，满面的震惊与不信，“难道是王家所为？这……这又怎么可能？久闻王司徒乃忠君爱国之仕，有长者之风，王家当不会做出此等之事？”
“利之所趋，万事难料，毕竟，晋阳没有大伙的贼寇，除了张杨军以外，只有王家的势力最大，相对的，嫌疑也是最大。至于究竟是不是王家所为，一试便知！”韩非心中已有八分确定，此一战马被劫之事，多是刘备所为。
王允一直想要扳倒董卓，而想要董卓倒台，靠嘴是不行的，只有拳头够硬，手中有力量存在才成。身在长安，处在董卓的监视之下，王允自然活动不开，有心也是无力。但在并州却不同了，在太原，王家乃是世家大族，再加上王允乃是大汉司徒，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就是张杨，在太原也要结交王家，而不敢得罪。
如此一来，想要暗中集结力量，以王家的财力以及影响力，当是轻而易举。
“主公打算如何试之？”裴元绍点点头，刚才，他也有怀疑到王家，只不过，不敢肯定，听韩非这么一说，便问道。
“敲山震虎！”
……
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岳山北麓，太原盆地南部，汾河东岸。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南与武乡县交界，北与清徐县毗连，东南与榆社县峰峦相依，西北与文水县隔河相望。祁县古称“昭馀”，因“昭馀祁泽薮”而得名。
唇秋时，祁地属晋，当时的祁地，几乎包括整个晋中平川。公元前556年，晋平公将祁地赐给大夫姬奚作食邑。姬奚以地为姓，改姓为祁，即历史上有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黄羊。他的城邑在今祁县的古县镇下古县村。公元前514年，祁奚的孙子祁盈因故被杀，食邑随之没收。晋分祁奚之田为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等七部分。祁县的境地，基本上是从那时候确定的。
战国时期，祁地属赵国。秦代，祁地属太原郡。西汉初置祁县。王莽篡汉，改祁为示，后复祁县。
自祁黄羊之后，战国、秦、两汉，祁县最有名的人就是王允了。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气非凡，立志长大后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心忧国家，有益于东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和目标，王允时时刻刻注意自身素质的修养。虽出生豪门世族，但他并不迷恋奢侈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优越环境，饱读诗书和泛阅经传。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士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由于出生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愿意与下层人民接触，因为这样更能接近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经验。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已经小有名气。19岁那年，王允被推举为郡吏。任职不久，便遇上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事情：山西晋阳地区有一名叫赵津的小黄门，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当权宦官，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所yu为。百姓慑于赵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允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对手下衙吏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此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格杀爀论！”随即下令逮捕赵津，并立即将他解押东市，斩首示众，以慰民心。晋阳百姓见他们深恶痛绝的祸害已除，个个拍手叫好，他们还纷纷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谢慰问王允。称赞他是为民作主，不畏强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经受世事的考验，并赢得众人的称赞和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更坚定了秉公为官的信心。
东汉末年，由于朝廷**，导致zhongyāng和地方买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官僚权钱交易极为普遍。与王允同郡的同乡中有一个名叫路佛的游混无赖，从小娇生惯养，既无学识，也无德行。他仗着家里有钱，向太守王球行贿，要王球给他个官当。财迷心窍的王球是个见钱眼开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赂贿后，便给了他一个补吏的职位。王允对这种肮脏交易十分缀恨。当众揭露路佛的丑行，并与王球变颜争辩，指责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立即将王允捉舀起来，投入牢中，准备随时杀掉。刺史邓盛很早就听说过王允的事迹，很是钦佩他的才识和性格。当他得知王球要杀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亲自骑上快马，前往太守衙门，保释王允，并且请他做自己府中的别驾从事。王允很感激邓盛的救命之恩，同时也为邓盛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于是一心一意为邓盛效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邓盛深感满意。在邓盛的提拔和宣扬下，王允的名声越来越大，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础。
王允为官初露锋芒，不仅赢得了州郡官吏和当地百姓的赞赏和钦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鉴于他的才能和表现，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召，以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从地方州郡迁到zhongyāng朝廷，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为他实现忠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舞台。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王允征为侍御史不久，全国各地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农民起义。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东汉zhèngfu特别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担任王允的从事，率领重兵讨伐黄巾军。王允初次领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韬武略。预先，王允广泛征求从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见，设计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战斗过程中，王允亲自披挂上阵，大显身手，彻底击溃豫州一带的黄巾军。之后，王允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汉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见到王允的奏章后吓得半死，急忙叩头谢罪。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说自己对陛下，对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没有丝毫与黄巾军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灵帝本就有意偏袒张让，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缀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是，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